继刘心武演说《红楼梦》之后，易中天也在电视台评讲《三国》，接下来又是于丹说《论语》，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有趣的是，作为作家的刘心武，不说自己是讲故事，却标榜所谓的“秦学”，而作为学者的易中天则并不在意学术性探讨，而是热衷于讲故事。这一角色错位，造成了公众和学术界的评估体系的混乱。公众以为自己听到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言论，学术界则又斥之为毫无学术性的“戏说”或“混嚼”。

无论这二人的角色错乱到何种程度，但他们都具有如下的共同点，即通过电视节目，演绎经典名著，并以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的演说方式，赢得了一般听众的喝彩。这一情形类似于传统的说书艺人，尽管他们有意无意要以学术的面目出现。对于古典名著或历史故事的演绎串讲，本就是一种文学形式，这并无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但奇怪的是，这种方式一旦在电视媒体上出现，却引起众多非议。易中天等人的出现，预示着一个建立在电视节目基础上的“新说书”时代，正在悄悄到来。

说书艺术的现代复活

电视作为一个公共媒体，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更便捷、更直观的大众传播手段。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那些本属于学院的知识向普通公众播散，这在大众传播媒介发达的西方社会，是很平常的事。知名学者往往会借助电视媒体普及学术，或一部分学者分化为大众知识传播人，有别于专业知识分子和学者。但大众能够分享的永远只是学术当中较为确定和实用的部分。

有人斥责易中天等人偏离了学术，俗化了历史，这种指责显然牛头不对马嘴。易中天是个学者，但在电视台讲座，显然不是搞学术研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让全国人民都变成学者。另一方面，历史本就是一些个“俗事”，何来“俗化”？怪只怪原先的学者们把历史神话了。《三国志》可以演义出《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为何就不能演义出《品三国》呢？就我本人而言，我既不会去听易中天“说书”，也不会去读什么《品三国》。但我决不会因此而去贬低易中天的价值。毫无疑问，易中天等人的讲座不是讲给专业人士听的。易中天是一位好文科老师，一位出色的说书人，至于其学术水准究竟如何，并不是最要紧的事。没有人会把袁阔成或单田芳当作“学者”，也没有人会认为毛宗岗、金圣叹是“说书人”。而跑到电视节目中去搞学术研究，显然是跑错了地方。即使是一位真正的大学问家，也不可能在电视节目中大谈学术，不可能搞一场“全民学者化”运动。所以，不管刘心武、易中天等人的个人意愿如何，他们在《百家讲坛》上的行为，实际上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

在我看来，刘心武、易中天等人的出现，并非学术发达到了全民普及的程度，而是旧式说书艺术的现代复活。就《三国》（无论是作为历史的《三国志》，还是作为文学的《三国演义》）本身而言，易中天的解读或品味，实际上并未提供多少新鲜内容。他所说的无非是一些平常见解，或作为一家之言的学术观点。将一般学术观点以通俗生动的方式讲授，本也是对一个文科教师的起码要求。然而，易中天的演讲却受到如此狂热的追捧，仿佛是空前绝后的惊世之谈，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学、大学的文学和历史教育状况之恶劣。学院学者们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的“学术”，早已令人厌倦。学生们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无暇品读文学和历史作品，以致很难获得真正有效的历史文化知识。尽管今天的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但公众患有严重的“文化消渴症”，以致“新说书”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一种补习教育。

也有人以尊敬原著为由，大肆反对他们的新解读。认为这些“新说书人”在以学术的名义糟蹋经典，是对文化传统的轻侮和亵渎。于丹这么评价自己的《论语》：“我没有那个能力真地把孔子找回来，但中国人一直有找孔子的心。他们不是冲我来的，他们是出于对圣贤和自己心灵的尊敬。”在我看来，没有必要计较对先贤的尊重的真假。况且，情况并未严重到大逆不道的程度。尊重圣贤的方式也有多种，天天上香跪拜是一种，时时反省质疑也是一种。对于我们后人来说，孔子是一大圣贤。但对于上古时代的圣贤来说，孔子则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继承者和阐释者。从弟子所记载的孔子言论中可以看出，孔子也在不断地寻找重新阐释先贤思想的途径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推动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艺复兴。不过，对于先贤，孔子的做法比较谨慎，他“述而不作”。庄子的做法则不同，庄子有较大的颠覆性。但庄子却认为孔儒对先贤的尊重徒有其表，只得其糟粕而已。真正的尊重应该是创造性的重释。否则，无论是墨守成规、刻舟求剑的注疏，还是浮皮潦草、哗众取宠的时尚化演义，都是在糟蹋经典。

“学术超女”的媒体崇拜

现代媒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和大众化的手段，易中天等人合理地利用了现代媒体手段，赢得了听众。但另一方面，现代媒体也带来了“崇拜症”。传统的说书艺术依靠一个固定的场所，说书人与听众之间以一种直接而固定的方式交往。它的传播依赖于直接的“口－耳”关系，“现场声音”是最直接的传播媒介。现代传媒的传播介质的多媒体化，说书人除了言语和声音之外，其个人形象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符号。身体的整体性形象诉诸听觉、视觉诸多感官，形成对受众的整体的、示范性的影像。同时，现代传媒可以连续性地重复，不断强化对受众的视觉冲击。媒体的高科技手段到来的神话般的效果，加上学术的神秘性，造就了公众对“学术明星”的偶像式的崇拜。

在现代媒体的强大号召力面前，观众和听众几乎无可避免地“粉丝化”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文化传播的结构和性质。“粉丝化”并非以知识理性对待知识，而是实现将知识和文化明星“偶像化”，成为膜拜的对象。这本身就是对知识的开发性和反神话倾向的偏离和背叛。这一代“粉丝”们需要的，实际上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甚至不是娱乐。只是出于对强大“偶像”的习惯性的“精神依赖”，把自己交付出去。“粉丝”们的受支配性人格，使得他们既懒得自己觅食，甚至连动嘴咀嚼一下都懒得去做，躺在知识的摇篮里张着嘴等待喂养。易中天等人所扮演的，无非是一个“精神保姆”的角色。他将那些艰涩坚硬的学术“馒头”咀嚼了一遍，拌上了他的玑珠般的唾沫，变成了松软滑腻的面团，易于吞咽和吸收，喂养那些被哺养惯了的年轻一代读书人。这种靠被偶像咀嚼过的精神食粮维持其精神价值的“粉丝”们，喜欢品尝的正是这种口味。在这方面，易中天、于丹现象跟娱乐界的“超女”现象同出一辙。

文化“复古”还是文化“假领”

越来越多的新闻似乎都在表明：大众又重新回到了复古潮。媒体也为此而大造其势。但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复古潮”。所谓“复古”，是指恢复古典时代的价值立场、道德风范、美学趣味，等等。当下的这种重述古典风潮，与这些原则无关。甚至恰恰相反，他们是根据当下社会的立场和趣味，来重塑古典。这是一种有关古典的消费时尚。在这场古典文化“时尚化”的消费运动中，经典本身的功能类似于上世纪年代的“假领”。假领不需要太多的布料，只要一点花哨布头和时髦款式，就足以成为品味和身份的标志。“假领”是物质匮乏时代的产物，这种“文化假领”则是精神匮乏的产物。也许有一部分人试图接续母语文化之根，但通过时尚化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显然是舍本逐末。我理解人们对于“文化假领”的欲求，但倘若将这么一点古典皮屑就称之为“文化复古”，恐怕是很轻率的想法。

现代新文化从古典文化的母体中剥离出来，面对的是一片文化的废墟。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考虑重新阐释和评价古典传统，并有某种类似“文艺复兴”的计划雏形，如胡适、周作人、顾颉刚等人的文化事业。但这一计划尚未充分展开，就因社会政治的变故等原因而处于停滞状态。海外“新儒学”的兴起，就是这场文艺复兴运动的遥远的和略显空洞的回响。上个世纪末以来，这种复兴意识又开始苏醒。但由于长期的文化破坏，人们在寻找古典文化的活的因子及其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关联等方面，陷入极为艰难的境地。

毫无疑问，“新说书运动”赢得了媒体，赢得了受众，为传统文化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市场得救了，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而得救。 当然，市场得救也是件好事。在一个市场的时代，倘若连市场都没有了，获救的希望也就更为渺茫。想拯救传统文化却又一味排斥市场，这种行为最终只能葬送其所想拯救的。但市场本身从来不想救任何东西，它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目前情况下，文化与市场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文化赢得了市场，市场赢得了利润。但市场可能为了利润，竭泽而渔，将文化变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可以不负责任，立即抛弃文化，转身寻求其他获利的途径。

从总体上说，当下“新说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所谓“复古潮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假象，是一种“回光返照”。在一个文化普遍肤浅化、粗劣化、空洞化的时代，相对衰老的古典文化要得以生存，是相当困难的。它很可能被改造为盛大的“文化马戏”中的一个小丑，以老朽之身气喘吁吁地奔忙，博得观众的哈哈一乐，从而为自己的生存谋得“一箪食”，如此而已。

但也不排除存在着一线“文艺复兴”的希望。文化的获救从其根本上说，只能依靠自身的文化建设。而这又是一个缓慢、长时限的、常常毫无利润可言的过程。一个成熟的文化市场也许有这种耐心陪同文化漫长的发展进程，但从中国市场的状况来看，我不抱这种希望，观众连等一次讲坛讲完的耐心都没有。在社会瞬息万变的活跃时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要赢得这一线希望，既需要赢得更加广阔和更加成熟的文化市场，同时又要与市场博弈，打碎市场的利润枷锁。然而，创造性的文化重释，则更需要一代、几代人，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艰苦努力。但脆弱的文化机体能否赢得这场博弈，对此尚不能盲目乐观。

（文章最终内容以《北方传媒研究》刊物为准）

作者：张闳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