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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游戏节目分析举隅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5  文章录入:billlee322  责任编辑:billlee

以电视游戏节目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娱乐化文本,已经成为市场化环境下媒介产制的主要目标。同时,这种娱乐的传播形态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媒介文化研究者的诸多关注。这里摘录了学者苗棣等从巴赫金的“狂欢”范畴出发进行分析的一篇论文——《加冕游戏与明星神话——电视游戏节目〈非常6+1〉的文化分析》,希冀对大家分析此类问题提供一个有创造力的视角。

1、电视游戏节目盛行的原因是:社会转型造成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增大,包括电视游戏节目在内的娱乐活动承担了缓冲社会压力,实现修养生息的作用。这是一种文化消费形式。

2、在竞争中游戏,在游戏中竞争——“电视上一系列的竞争形势只不过是更广义上的文化竞争而已。电视竞争不仅为林林总总的娱乐节目提供了一个框架,同时又担当了重在成功的意识形态范畴的载体。”(加里·惠内尔)

3、大众狂欢的电视文本

巴赫金: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亲昵的交际。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狂欢广场,即狂欢演出的广场,增添了一种象征的意味……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的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

《非常6+1》等电视游戏节目正是一场场用现代传播技术精心营造的电视狂欢节。具体表现在:

(1)平民化色彩浓厚。没有职业、年龄、阶层等的限制。

(2)各种各样的互动环节都可以形成特定的狂欢场景和狂欢场面。这包括两个层面的狂欢场面:一个是游戏现场;另一个是其与电视机前所有观众之间形成的更大的游戏广场。

(3)让人忘却生活的原始的笑,使人们进入忘却、脱离常规生活的狂欢式状态。

(4)饮食男女间的诙谐文化。

(5)电话连线造就了“全民化”的、虚拟的电视狂欢广场。

通过物理的、心理的营造,在建立起有形的和无形的狂欢广场上,一场场以平民的加冕为核心的仪式精彩呈现。

4、人间—地狱—天堂:平民的加冕仪式

巴赫金:狂欢节上的主要仪式,是笑虐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这一仪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狂欢式的所有庆典中。

给平民加冕是电视游戏节目中的核心事件。

狂欢人物都是“双重性”的,处于生活和艺术的交界线上。“梦境、幻想、癫狂——它们使人和人的命运无法获得史诗和悲剧中的那种整体性。这是因为在这人的身上,发现可能存在另一个人,另外一种生活:这人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和单一性,他变得不像自己了。”参赛者在节目中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这种百感交集的感受就是一种狂欢化的世界感受。

对于《非常6+1》来说,选手的生活是“人间”,六天的“非常训练”好比“成仙”中的地狱(所以叫魔鬼式训练),而在舞台上的最终整理好比“飞向了天堂”,得到了加冕(尽管很快会被脱冕)。在这短短的7天里,参赛者走过的是一个从人间经过地狱,最终上升到天堂的梦幻历程。同时,不仅是参赛者,现场的和场外的观众同样随着节目的进程回旋于人间、地狱、天堂之间,体验着人生境遇的强烈反差和疯狂世界的感受。

参赛者们在狂欢化的加冕/脱冕游戏中,他们瞬间感悟了人与世界存在的双重性和荒诞性。

5、戏仿策略与平等感受

巴赫金:“狂欢式”指的是一切狂欢节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它的实质,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维。“戏访”是狂欢式的本质,狂欢化的题材本能地蕴含着戏访。

戏访策略具有两重性,因为一些事物都有可以被讽刺模拟的地方,亦即有自己可笑的方面;一切事物无不通过死亡而获得新生,得以更新。戏访策略和“变易”的狂欢精神,同民间诙谐和笑声不可分割,它意味着塑造一个“脱冕的同貌人”,意味着那个“翻了个的世界”。《非常6+1》中充满着大量对“神圣/高雅”语言文本和影像文本的戏访和颠覆,在破坏中建构着自身的文本意义和快感。

《非常6+1》还在文本样式、风格等方面戏访了《艺术人生》等“名人节目”。

《非常6+1》在特定的狂欢氛围中让平民重估了“下与上”的社会关系,传递了一种平民主义意识,这是一种短暂的给予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理解放。

6、难以成真的美梦

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世界性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存在不同形式的狂欢化活动。而在工业化的当代社会中,这种民间自发的狂欢活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活力。在电子信息、媒介时代,民间狂欢同世界上许多文化现象一样,找到了自己的电子代用品。

电视游戏节目使人“愉悦”的三个原因(费斯克):社会凝聚力、认同感和安慰与鼓舞作用。

站在文化批判的角度,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大众幸福的“明星神话”,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真实的艰难的生存境况。

站在精英艺术的角度,这类狂欢化的大众通俗文本,对高雅文本和严肃文化形成了戏访和冲击,它们对以理性为内核的高雅文本和“高级体裁”产生了某种颠覆作用。

站在纯粹的民间文化立场,电视游戏节目仅仅是一种被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人工狂欢节”,它同那种民间自发的、原生的,具有深厚民间诙谐文化传统的民间游艺活动,在全民性和原始生机方面,有着巨大的差距。

(注:原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