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

第一部分：中国传播学的研究简史

一、研究的起点——1978年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上个世纪50－70年代处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政治上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60年代，曾经在内部作为“批判资产阶级”的材料，翻译了一些西方传播学论著的片断，知悉者只限于极少的几个大学新闻系的教师。

1978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文革”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当时将这个词翻译成“公共传播”，而不是后来的“大众传播”），介绍了一些传播学的知识，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不管怎样，这是第一次公开介绍传播学。

1978年10月，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介绍了传播学。10月14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给当时80多位第一届新闻研究生做学术报告。但是给他配的翻译由于对专业词句的陌生，无法翻译出来。后来他用英语讲话，在黑板上写出“mass communication”。当时这个简单的概念对我们是一种极大的震动，因为此前只知道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还从来没有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思考过传媒的性质。

二、施拉姆访华，直接带动了中国传播学的研究

1982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他的学生余也鲁陪同下访华。他在人民日报主楼顶层的大礼堂，面对数百人做了一个关于传播学的报告，回答了听众的提问。这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第一次与西方传播学者直接对话。同年11月，中国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召开。1983年，这次会议上散发的介绍性文章的汇集出版，即《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这是第一本国人关于传播学的书。

三、曲折的研究进程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传播学被批判为“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已经向国外发出邀请函的上海复旦大学国际传播学研讨会被迫停开。

1984年以后，传播学的研究悄然回复。这年，第一部传播学译著在中国出版，即施拉姆、波特所著的《传播学概论》（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出版（兰州大学出版社），这是第一本国人的传播学著作。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传播学研究在一段时间内停滞。有的文章批判说：“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同西方新闻学一样，掩盖阶级立场，不讲阶级性、党性、政治性，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离开人的社会性，孤立地研究个人对外来信息的反映。这些都是同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有原则区别。”但是，响应这种批判的人很少。

90年代前期的传播学研究主要在新闻研究机构。1993年，陈力丹著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出版（开明出版社），这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把马克思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政治领袖的学术成果；1997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人试图让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第二部分：中国传播学研究最近五六年的状况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高涨期开始于1999－2000年，此后，传播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高校，教育部将全国传播学的研究中心设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是：

一、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数年高涨

1999年和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一套传播学译丛，前者8本，后者12本。如此集中出版传播学译著，此前是没有过的。传播学比中国式的用政治术语建构的“新闻学”来说，明显地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因而吸引了新生代的研究者。此后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高涨，至今至少有200种以上。

2003年是个转折点，此前出版的传播学译著，以教材为主；此后出版的传播学译著，经典专著开始多起来。第一批经典传播学译著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当代传播学经典著作，以华夏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为代表；另一种是古典传播学经典著作，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的传播学著作为代表。

同时，数套英文原版传播学教材，也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出版社出版。

如此众多的传播学译著的出版，并且能够再版和多次印刷，反映了传播学书籍已经拥有了广泛市场。最近五六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点增加了十几倍，达到600个，原来只有十几所大学设有新闻传播专业，现在全国有500多所大学设立了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点，几所重点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招收的研究生数量，已经略超过了本科生。全国高校不断增长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生，他们对于传播学书籍的渴求，在最近几年内不会消退。

二、经验－功能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普及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进行了全国第一次通过计算机、使用SPSS社会科学软件包来处理受众调查的调查数据。那时，这种研究方法还十分罕见。现在，这已经是普通研究生论文、传媒经营部门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了。传媒上“精确新闻报道”也成为一种新的报道模式。

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个又一个的传播方面的调查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实用化，要求服务于某个具体目的，但在学术上没有得出像样的、成系统的理论。同时，传媒的所谓精确新闻，多数带有政治的或商业的实用目的，证明某种先入为主的观点或商业炒作的成分，远远大于科学成分。

三、在中国证实传播学假设的研究，形成规模

这方面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议程设置论的研究。这个假设2001年被复旦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运用于分析中国的大众传播现象。在上海组织了这项抽样调查，结论在宏观上支持了这个假设，中观和微观上则是部分支持。围绕这一调查结果，也出现了在研究规范、可信度及适用范围等方面提出的质疑。2001年还出现了以中国的“《死亡日记》事件”、“2000年中国经济年人物评选事件”来阐释议程设置论的论文。特别是关于前者的论文，显示出较深的理性思维特征。①

2004年，中国学者发表调研报告，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测量了若干变量与受众对媒体议程设置的敏感度的相关程度。这些变量是“讨论国内外大事的频率、讨论的时间、提出话题时的主动性、获取讨论话题的来源、讨论意见分歧时的不同行为、议题对国家和自己重要性指数”等六项。结果，这六项变量和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都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②

四、媒介形态研究开始受到关注

随着近年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传媒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于是，这个话题开始为中国的传播学者所关注。清华大学的 “清华传播学译丛”中，多数是关于这个研究课题的，例如熊澄宇教授主编的论文集《新媒介与创新思维》。其他的传播学译丛中，这方面的专著也颇多，从早期英尼斯（H.Innis）、麦克卢汉（M.McLuhan）的著作，到梅罗维茨（J.Meyrowitz）、利文森（P.Levinson）的著作。这方面的论文也较多，我和我带的博士生也写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

五、开辟了较为广阔的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空间

中国引进的传播学，最早来自美国，因而在较长的时期内，所谓传播学研究，是指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传播学，还有部分维纳、申农的控制论、信息论等等。

80年代中期有少量关于批判学派的研究，但不成气候。

最近五六年，传播学结构主义批判学派的研究人气上升，文章多起来，出版的批判学派的译著也很多。符号学、文化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等，都有译著出版，都有人在研究，也出现了学科带头人。例如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教授，他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传播观念》，主要以结构主义传播学的观点考察了中国的传播现象。

六、存在的问题

1，研究层次，总体仍停留在介绍层面。国人的传播学书，大多数是教材，真正有独到见解、有系统观点的学术专著，为数很少。加上近年翻译的传播学书籍中，教材占多数，因而，国人的许多传播学论文，引证教材而不是专著的居多。

2004年我国新闻传播学者中被引证次数最多的教授，这年他并没有发表过重要的论文，而是由于他的一本五年前写得不错的传播学教材一再被引用。这种情形说明传播学已经被人们关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同时也说明，我们的研究层次较低。

在这些年的磨砺中，中国出现了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传播学教材，例如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李彬的《传播学引论》等等。

2，研究的话题长期分散。这里以2003年的传播学研究涉及的话题为例，这年传播学研究涉及全球化对传媒和传媒文化的影响、新闻话语、媒介霸权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学派、符号学本体论、意识形态理论、异化理论、媒介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播理论、麦克卢汉的技术乌托邦主义、健康传播、影视叙事、沉默的螺旋理论、民意形成、议程设置论、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信息的适度冗余、信息过剩、媒介生态、第三人传播效果、数码沟、史前非语言媒介，以及对传播学术语翻译混乱的梳理等等。

每一个话题，通常只有一二篇文章，很少有社会反响，研究也缺乏连贯性。

3，课堂教学，基本停留在大众传播学领域，而且主要是经验－功能学派的观点体系。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符号学、批判学派、技术主义控制论学派，只被提及，没有作为重要内容。

七，我希望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朝向

1，尽快转入传播的学术研究层面，研究理性化，不要过多地受到功能目的的影响。

2，研究方法要尽可能兼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主义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批判学派的各种方法。研究话题相对集中。

3，课堂教学，要全面向学生传播传播学各个学派、各个方面的知识，避免以大众传播学替代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