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达

哈罗德·拉斯韦尔于1932年提出并经过16年修正、补充而成的5W传播模式，在传播学界已是有口皆碑了。这个5W传播模式影响之大，以至在传播学领域形成了相应的5项专门研究，即“传者研究”、“信息或传播内容研究”、“媒介研究”、“受者研究”和“效果研究”。

拉斯韦尔的功绩在于他通过这个5W传播模式正确地指明了传播学研究战略的主攻方向，帮助我们免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传播的枝节甚至鸡毛蒜皮的问题上，使传播学界的主力军在近半个世纪里，把主要精力用在考察、研究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上，取得了巨大成果，为整个传播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半个多世纪以来，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实在是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传播科学大海上导航的灯塔。

然而，随着传播科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5W传播模式，日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

第一，它在不少传播学者的头脑中浇铸了一个僵化的思维定势：一提传播学研究些什么内容，就只在5个研究项目上打转转，难于跳出这个框框去想问题。于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就被置于考察的视野之外了。比如传播史的研究，传播战略、传播策略和传播方式方法的研究，传播法规研究，传播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特别是传播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这些都是影响、制约传播效果的大问题。然而，在不少传播学著作中都未列专章讨论。

第二，当传播学者在研究中碰到一些不能回避而又超出这5个研究领域的问题时，就只好勉强把它纳入这5个框架中。例如，关于大众传播的“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世界各国社会制度控制大众传播类型的4种概括或理论表现，应放到“传播环境研究”这一专题中。由于僵化的思维定势的影响，有的著作就把这四种理论归到“传者研究”这一专题中去了。这样，便把传者与传者所处的环境混为一谈，把制约传播的社会制度与这种制约在理论上的表现混为一谈了。

既然5W传播模式已不适应日益发展了的传播科学研究的需要，就应突破它、超越它、发展它，就应辩证地否定它，即保留其还富有生命力的成分而抛弃其已过时的部分。然而，时至九十年代出版的传播学著作仍然囿于5W传播模式而无多少超越。这一现实说明，由于哈氏5W传播模式曾经在传播学研究战略的主攻方向上引导正确，人们对它持保守的态度，很难意识到它浇铸了一个僵化的思维定势，要突破这个僵化的思维定势更难。这就需要从传播学说史的角度，对这个5W传播模式进行认真的理论审视，既公正地肯定它的历史地位、功绩，又要揭示它的历史局限性，使我们能突破僵化的思维定势的束缚，以发展的眼光，继续把传播学推向前进。

要从传播学说史的角度审视哈氏的5W传播模式，首先应恰当地把它放到传播学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那么，传播学说史有几个发展阶段？哈氏的5W传播模式产生于哪一阶段？

根据“科学技术是社会需要的产物”的唯物史观，按社会需要的程度把传播学说史划分为“社会需要研究传播”、“社会需要研究传播学基础理论”、“社会需要成熟的传播学”3阶段。

在“社会需要研究传播”之前，有一个漫长的“社会需要传播”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仅凭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所获得的信息就足以应付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了，有不着花力气去研究传播以揭示其本质、规律以提高其效率。但当社会进到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就不同了：谁的信息最多、最全、最准、最有价值，谁就在竞争中取胜、壮大；相反，谁就落伍，就会失败、破产。这种竞争形势，迫使社会把眼睁得大大的，盯住传播。各行各业都在仔细地观察、思考他们那个行业的传播，千方百计挖掘、利用、发挥它的功能，提高它的效益。于是出现了全社会自由研究传播的新局面。政治家需要研究政治传播、军事家需要研究军事传播，企业家需要研究广告传播……在社会迫切需要研究传播的激励下，涌现出一大批学者，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不同角度审视传播、研究传播，百花齐放，数以千计的关于传播的论着应运而生。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正是产生于这个“社会需要研究传播”阶段。在这个全社会自由研究传播的鼎盛时间，各行各业为了使自己获取或发出的信息更快、更准、更多、更全面、更有效，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最直接影响传播效果的那些传播要素上，即集中到“传者”、“信息或传播内容”、“媒介”、“受者”和“效果”上，而那些间接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如传播环境、传播史、传播概念内涵的揭示和外延的划分等等研究课题还未被历史的进程提出。因此，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可说是成功地反映了“社会需要研究传播”阶段的时代要求。

“社会需要研究传播”阶段的传播理论有如下特点：

一是实用。有不少传播理论乃是传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有的甚至是有效传播的操作方法和原则的论述。

二是依附于有关学科，并与之交混、粘结在一起（如新闻传播与新闻学、语言传播与语言学、文化传播与文化学、社会传播与社会学等等）。要把它们从这些学科中剥离下来，组成一门独立的传播学比较难，还需要对寓于各学科中的传播要素进行理性的抽象，揭示出它们的共性与个性，也就是从具体传播中抽象出传播一般。

三是由于各行各业自发地对传播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层面、多方法的考察，所以，关于传播的内涵、外延、功能、要素、基本模式，关于传播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等等问题上的见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这些特点使传播学在世界科学之林中，还不能象经济学、历史学那样有一块独立的学术领域。如果以严格的学科标准来衡量，可以说还算不上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为什么呢？

一门学科要独立，其前提条件就是要与相关学科区别开来。上述第二个特点说明，目前的传播学还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

一门学科要独立，其研究对象要确定，要明确。然而，目前作为传播学研究对象的传播，其内涵和外延，众说纷纭，极不确定又含糊不清。

一门学科要独立，还应有不同于共它学科的独特的研究目的、任务、内容和独特而完整的体系结构或理论框架。而5W传播模式作为传播学理论框架，至多算是个雏形。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传播学本质特点的内在根据，是传播学全部内容的逻辑骨架，哈氏的这个逻辑骨架极不完整，只有5个部分，还须补充才算是一门学科完整的逻辑骨架。正象只有四脚和尾的骨骼还须配上脊椎骨、胸腔骨骼、头部骨骼才算是一副完整的脊椎动物骨架一样。

总之，“社会需要研究传播”阶段的传播学还很不成熟，其理论框架也很不完整，越来越不能适应日益拓展和深化了的传播学研究的需要了。于是，日益拓展和深化了的传播研究的历史车轮便把不能满足它需要的全社会自由研究传播的阶段抛到后面，把我们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就是“社会需要研究传播学基础理论”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一是整理前一阶段取得的众多巨大的研究成果，使这些零散的理论系统化；二是通过与相关学科的比较研究，把寓于各相关学科中的传播要素进行理性抽象，从而把与相关学科交混、粘结在一起的传播理论从这些学科中剥离、区别开来，在这种理性剥离过程中，确定传播学独特的不与其它学科相混淆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和理论框架，制订传播学的发展战略。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使命，才可能进入“社会需要成熟的传播学”阶段，因为，这3个阶段的依次演进、更替也就是传播学从受孕、胚胎成型到诞生的过程，不通过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使其胚胎成型，就不可能诞生成熟的传播学。

以上，我们从传播学说史的角度审视5W传播模式后发现，它是社会对传播的需要程度达到一定历史阶段时的产物，带有明显的历史特色：站在产生它的那个历史阶段看，它比较完美，而且熠熠生辉，为那个历史时期的传播学研究者照亮了前进的道路；若站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新历史阶段来看，它又显出局限、不足，还待于我们进一步发展、完善。

前面我们说过，如把拉斯韦尔模式作为理论框架来看待，它只不过是传播学理论框架的雏形，那么，应当怎样发展完善这个理论框架呢？

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主要由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及与之有关的事物的联系网络所决定。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由“传播过程”、“传播学研究过程”和“影响这两过程的众多因素”三部分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了传播学理论框架的三根支柱。传播学新的理论框架就是以这三根支柱为坐标的坐标集合。在此前提下对所有课题进行分类、概括、归纳、综合，即可得出传播学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框架：

一、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

1、传播的内涵、外延和功能研究

2、传播学的对象、目的、任务研究

3、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内容研究

4、传播学的方法论研究

5、传播史与传播学说史研究

以上5项研究是哈罗德·拉斯韦尔理论框架里没有的，然而，它对传播学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1、2、3项研究是为了解决传播学质的规定性，对传播学的特点、研究范围进行科学的界定，使传播学具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理论框架、内容，避免理论上的混乱，为传播学立于科学之林提供扎实有力的内在根据，也就是使传播学具有不能为其它任何学科所代替的特点。第4项研究解决传播学研究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的效益问题。第5项研究对于提高传播学研究效益具有特殊意义。从历史积淀的传播经验和传播学研究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比从现实的传播与传播学研究中提炼出的理论更可靠。前者已经过历史实践检验，后者还须经过实践检验才知道是否可靠。前者可节省时间、经费、精力的投入，因而研究效益比后者好。

二、传播要素研究

6、传者研究

7、受者研究

8、信息或传播内容研究

9、传播媒介研究

这第6、7、8、9项研究是哈罗德·拉斯韦尔理论框架就有的。这表明，新的理论框架不是否定而是继承和发展哈氏理论框架。

三、传播过程研究

10、单向传播过程研究

11、双向传播过程研究

这第10、11项研究也是哈氏理论框架里没有的。之所以要研究，是因为传播是一个信息过程，而信息过程的长短曲直、环节多少等等千差万别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传播的速度、强度和保真程度，影响着传播效果，是传播效果的一个不容忽视也不容轻视的自变量。

四、传播结构研究

12、传播的结构模式研究

13、传播的社会体制结构研究

14、传播的信息网络研究

在社会大系统中，传播是它的子系统。凡系统都有结构和功能。系统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传播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挖掘、利用和发挥传播系统的功能，因而，传播学不能不研究决定并实现传播系统功能的传播结构，不能不把传播结构作为传播学框架的构成部分。

五，传播类型研究

15、声音传播研究

16、形象传播研究

17、文字传播研究

18、综合传播研究

上述不同类型的传播作用于受众所引起的心理反应是极不相同的。如何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类型的传播及其不同的组合，也是追求最佳传播效果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是新的传播学理论框架的构成部分。

六、传播环境研究

19、传播的宏观环境（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民族习俗等）研究

20、传播的微观环境（传播场地音响、照明、气氛等）研究

21、传播的心理环境研究

从辩证唯物主义或从系统论角度看，传播学不是在真空中孤立地进行的，它要受到环境或母系统的制约，因而，传播的环境或母系统乃是传播效果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从而也是新的传播学理论框架的一个重要构成。

七、传播效果研究

22、传播的心理效应研究

23、传播的舆论效果研究

24、传播的综合效果研究

25、传播效果的测评研究

这是哈氏理论框架里也有的，不同的是对于“传播效果”的理解。传播对受众的作用是通过观念的信息而不是物质实体，其作用点是受众的心理及其所依存的精神生活环境而不是受众的机体及其所依存的物质生活环境。所谓“传播效果”，就是受众在受到传播信息作用前后，其心理及以心理为中介的行为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果与传播者的愿望一致便是正效果；反之，则是负效果，如变化为零，就叫无效果。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传播的心理效应。其它的看似错综复杂的传播效果，乃是传播所引起的受众心理变化的外部表现。

八、传播决策研究

26、信息的优化传播研究

27、传播战略研究

28、传播策略研究

29、传播方式、方法、技巧研究

传播要有最佳效果，就是实现传播的科学化。而传播决策科学化乃是传播科学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把传播决策作为新的传播理论框架的重要构成部分，对我国传播事业的兴盛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在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滋生和发展起来的带封建宗法色彩的经验型决策，根深蒂固，当我们讲究并实行传播的科学决策时，它就会跑出来干扰、阻拦。然而，在今天，传播要取得大规模的社会效益，就非实现传播的现代化、科学化不可。传播要科学化，关键要使经验型决策转向科学决策。而传播的科学决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广，相关因素多，变量尤其是随机变量多，只有把它作为新的传播学理论框架的构成加以认真对待，认真研究，才可能使传播决策科学化。

九、传播法规研究

30、外国传播法规研究

31、我国传播法规研究

传播要牵涉到人们的权利，要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的人的利益发生变化，这就需要研究应制定什么样的法规来保护人们正当的权利不被传播所侵害，合理调节传播所引起的利益变化。较完备的传播法规引导传者与受者在互惠互利、相辅相成中共同发展传播事业。因此，在新的传播学理论框架中应列入传播法规加以认真研究。

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播学研究

32、西方传播学的评价与借鉴研究

33、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研究

34、东西方传播的比较研究

35、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播学的建构研究

这是为了解决中国传播问题而开展的研究，应不应当列在新的传播学理论框架中呢？考虑到，我们搞这个新的传播学理论框架虽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但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中国传播问题，所以还是把它列入了。第32、33、34项研究既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播学研究”的子课题或前提，又可各自独立。而作为各自独立的课题，就没有必要探讨“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播学”的原则、方式之类的问题，所以加了第35项研究与它们并列。

以上便是新的传播学理论框架的基本构成，这35个构成部分仅仅反映了“社会需要研究传播学基础理论”阶段的要求，至于传播学说史进到“社会需要成熟的传播学”阶段又提出些什么要求，将视传播学说的整体发展状况而定。